技術、傳統與非洲國家

                                        劉榮樺

        Goody本書的主旨在檢討中古歐洲的“feudalism”的觀念是否適用於研究非洲的國家,feudal包含兩種傾向,一種是相關於政治結構,另一種則是與經濟狀況有關,而要探討這個問題,所要採取的比較工作,應該開始減少已經使用到疲乏的計算物,多關心運作的觀念。對於非洲的研究,除了要避免採用歷史特殊論外,另外也要避免考慮不週嚴的的通則論。他認為研究者需要更仔細的觀察在非洲和歐洲的生產的方式與組織,而不是心中已然認定二者在這些重要的面向是相同的,在社會中所存在的三個互相相關的面向:(1)交換的系統(2)生產的系統(3)軍事組織,是他所要進行討論的。

        他認為過去有些學者認為非洲的土地租佃是一種feudal,但Goody認為在非洲土地的租佃是與歐洲不一樣的,雖然生產關係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學者應該要從事的是生產方式的研究。在非洲和在歐亞大陸所呈現的廣大差異是與生產技術相關的,特別是在農業部份,在非洲幾乎都沒有使用輪類器具,也沒有利用動物犁田,也沒有利用機械在耕種、水資源控制、或者是運輸上,實際上,唯一的機械就是織布機。

        除了生產方式與政治有關係外,另外一種與政治相關的是破壞的方式,這在非洲和歐洲都有類似的情形---特別是指中古歐洲和西部Sudan的騎兵系統。在非洲與歐亞大陸之間的技術代溝更高層次的重要影響為軍事地域(military field)。(1)騎兵隊通常提供統治階層破壞工具、征服工具和奪得戰利品的工具。(2)因為運用到馬的戰爭是需要大量的技術和金錢,這也造成彼此的階級意識的不同。(3)對於順練技術的投資與金錢並非是給國家的禮物,因為軍事的力量是集中在騎兵隊上,所以他們也要求要分享政治力量。

        這些彼此相關的不同政治系統的生產工具的擁有權並沒有什麼不同,主要的不同是在破壞工具的所有權與這些工具的本質。從社會組織的角度來看,存在於無領袖的社會、森林王國、草原國家的區別中最有意義的是軍事技術而非生產技術。廣義來說,力量的控制有他較有生產力的一面,至少對於統治階層。在歐洲國家、森林王國、草原國家與無領袖民族的軍事技術間的存在於西非的差異對於決定他們之間的權力關係有相當的重要性。神話、宇宙觀和思想系統無可避免的都被這些極端和反覆出現的事件所影響,這當中的例子可在西部蘇丹關於馬與土地的儀式與象徵主義中發現。

        Goody認為自己並非是一個物質決定論者,他所提及的一些機械性的東西是人們自己發明的產物,對於智識改進的技術是經濟起飛的一個重要因素,技術的改變是社會變遷過程的一個因素。非洲並無法與早期中古歐洲的生產和技術的發展、階層化和專業化相提並論。非洲所謂的feudal system缺乏feudal technology,而這些對於今日的發展有相當重要的影響。

 

定位:Goody在本書中強調軍事力量在非洲社會中影響著他們的生產、儀式和宇宙觀,也就是他認為the means of destruction發揮了相當積極的作用,讓統治階級對於平民採取了宰制的關係,這樣的關係也是他所認為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