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arch Design
“青銅刀柄鐵刃刀”-排灣族與十三行遺址“青銅刀柄鐵刃刀”的比較研究
一、研究動機
因為台灣並沒有製作青銅的錫礦,對於十三行遺址所出土的“青銅刀柄鐵刃刀”的解釋,鹿野忠雄從排灣族的“青銅刀柄鐵刃刀”,推測台灣的“青銅刀柄鐵刃刀”可能是來自銅與錫礦皆適合製作青銅的中南半島北部(鹿野忠雄 1952:p205),雖然鹿野忠雄所推斷的是排灣族的“青銅刀柄鐵刃刀”的來歷,但是有考古學家引用他的說法,推斷十三行遺址所出土的“青銅刀柄鐵刃刀”可能是從中南半島來,不過也因為紋飾上的差異,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贊同(臧振華 2001: p46)。對於“青銅刀柄鐵刃刀”的重要性,關注的焦點放置在其可能是十三行遺址的人群與外交易所遺留下的器物,但是這樣的討論卻僅僅是將“青銅刀柄鐵刃刀”視作為物品,並沒有解釋人們為什麼要交換“青銅刀柄鐵刃刀”,如果要了解為什麼人們會交換“青銅刀柄鐵刃刀”,就必須考慮到“青銅刀柄鐵刃刀”在當時社會的是否有象徵的意義,或者是其他的功能,而這或許就必須依靠有關的民族誌資料。
排灣族的“青銅刀柄鐵刃刀”是與他們的階級制度緊密相連,除了階級制度外,另一個則是“青銅刀柄鐵刃刀”所象徵的個人特質,相較於琉璃珠在排灣社會象徵了女性的貞潔與美麗,“青銅刀柄鐵刃刀”則是象徵了男性的的力量與權威(撒古流 1993),“青銅刀柄鐵刃刀”同時具有社會面(階級)與個人面(個人特質)的特性。而在十三行出土的“青銅刀柄鐵刃刀”柄有些是出土在墓葬內,有些則是在其他文化層中。是否有可能從與“青銅刀柄鐵刃刀”伴隨出土的物品,推測這些器物在十三行遺址中所具有的可能意義或功能為何?排灣族的“青銅刀柄鐵刃刀”與十三行遺址所發現的“青銅刀柄鐵刃刀”柄所處的時空脈絡並不相同,但是筆者在本文中,是希望透過比較“具有功能性器物外形,但可能並非是用於實用性功能”的“青銅刀柄鐵刃刀”,從可能的空間分布、伴隨出土的器物與可能年代,找出“青銅刀柄鐵刃刀”可能存在的社會文化意義。

二、十三行遺址的“青銅刀柄鐵刃刀”
在十三行遺址,共出土11件的青銅匕首刀柄,只有一件是完整,其餘都已經是殘破的,匕身可能為鐵質,不過都已經鏽蝕遺失。這十一件刀柄皆出土於十三行文化層,有三件出土於文化層,有一件出土於浸透層,其他都是出自墓葬。刀柄的裝飾風格相當一致,皆是以“人形”為主要的母題,臧振華、劉益昌將其中的10件依造型風格的變化分為四式(其中因為有一件仍然仍保留在原狀起土的墓葬之中,未取出,所以無法討論其造型樣式):
I 式:四件,立姿人身形,額部寬廣,臉形為方型,其兩側為鏤孔紋飾,身部以乳突紋、各式線形紋樣表現全身的紋飾。
II 式:2件,型制上同樣為人身,但是臉部為倒梨形臉,而且在裝飾風格上為人形的表現較為質樸寫實,僅較重視頭部上方及兩側的裝飾。頭頂上方有鏤孔之弧形繫部。接刃之銎部為稜鏡形。
III 式:1件,以“人身”表現主體,但在風格上則紋飾的修飾不鏤孔佔有較大的比例,整體的表現相當簡潔,出土位置屬於煉鐵作坊區,器身沾滿鐵鏽。頭部上方為鏤孔裝飾,最頂端戴一圓形繫部。手足皆屈,臉兩側為寬耳垂之長耳。器最寬處在頭頂皆繫部處,至內部縮窄後又漸寬,雖殘破。但參照其他刀柄,此處應為接刃之銎,銎內有銅鏽及鐵鏽。
IV 式:3件,此式刀柄的特色在於人面在刀柄頂部的端面與之垂直。面形與!、II式所見的相同,寬額、豐鼻和後唇。連接人面的握柄部份則以線形和鏤孔表現其藝術風格,而且不具任何的具象形體。柄身剖面之寬度和厚度大致都保持一定。(臧振華、劉益昌 2001:p80-p82)
這些分類僅僅對於考古學家有意義,但是是否對當時的人們有意義則是必須存疑的,因為我們並無法確知這些“青銅刀柄鐵刃刀”在當時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以及是否這些人們是否是如此來進行分類不同角色的“青銅刀柄鐵刃刀”。如果要解釋人們為什麼要交換“青銅刀柄鐵刃刀”,則必須從十三行遺址中“青銅刀柄鐵刃刀”的出現位置,也就是空間上的位置來了解“青銅刀柄鐵刃刀”是否具有與空間關係緊密相連的特性,如作為個人陪葬品的“青銅刀柄鐵刃刀”,可能是作為個人財富的象徵,如此一來的交換物品是就可能是個人的行為而非社會集體的行為,則有可能是社會內部承認個人財富或者權力差異性的存在,則社會內部甚至有可能鼓勵人群彼此進行聲望或財富的競爭,則交換的行為就有了社會的推動力存在,上述的推論並沒有充足的證據加以佐證,所以物品的數量多寡同時也會影響物品的價值性,如果僅從十三行所出土的遺物的比例來看,“青銅刀柄鐵刃刀”的數量並不多(數量:200多件青銅器?),但是在所有青銅器的比例中,“青銅刀柄鐵刃刀”與其他外來物的比例差不多,是否“青銅刀柄鐵刃刀”在十三行社會是具有稀有性,是需要從更全貌的觀點去進行討論,而要了解“青銅刀柄鐵刃刀”柄在當時社會的意義與角色,則同時要考慮到(1)原本社會的結構(2)器物本身的差異性(3)器物進入之後的社會結構現象。在下文中將會利用排灣族的“青銅刀柄鐵刃刀”為例,討論為何當要理解“青銅刀柄鐵刃刀”在十三行文化中的意義時,需要從這三個角度切入。

三、排灣族的“青銅刀柄鐵刃刀”與十三行遺址的“青銅刀柄鐵刃刀”的比較研究


排灣族的“青銅刀柄鐵刃刀”是柄部為青銅,刀刃則為鐵製,不過因為台灣並沒有發現相關的製作技術,而排灣族本身也表示這些“青銅刀柄鐵刃刀”是祖先所流傳下來,所以有學者推測這些“青銅刀柄鐵刃刀”可能是當時有一群異於排灣族人的人群,將在原本居住地所製造的“青銅刀柄鐵刃刀”帶來台灣,鹿野忠雄推測這些“青銅刀柄鐵刃刀”可能是來自中南半島的東山文化。(鹿野忠雄 1952) 排灣族將“青銅刀柄鐵刃刀”(tikuzan ni tagaraus)視為排灣三寶之一,只有貴族才能擁有“青銅刀柄鐵刃刀”,並作為“傳家之寶”。但是這並不只是因為“青銅刀柄鐵刃刀”本身的稀有性,而是因為排灣族本身是一個階級社會,而“青銅刀柄鐵刃刀”在這個社會藉由與其他工具的區別(稀有性、紋飾的特殊性),使得他成為貴族家的專有物品,而“青銅刀柄鐵刃刀”同時也成為傳家之寶,所以“青銅刀柄鐵刃刀”在整個聚落的空間範圍內,是侷限於在某一些位置內,而與另一個記憶機制-家屋,不同的是,“青銅刀柄鐵刃刀”是會隨著人群遷移而離開的。
另外根據鹿野忠雄的記錄,在內文社的排灣族把三把“青銅刀柄鐵刃刀”在當作神器,是放在祭祀屋內,作為“神器”,而傳說中“青銅刀柄鐵刃刀”曾經一起去與大批來犯的敵人戰鬥,其中有一把“青銅刀柄鐵刃刀”受傷,後來被另外兩隻“青銅刀柄鐵刃刀”保護回部落,他們說這三把刀是他們在八代以前,從原本居住的地方遷移到內文社時所攜帶來此,“青銅刀柄鐵刃刀”傳入時,他們就已經在故地居住,所以並不清楚“青銅刀柄鐵刃刀”的來源。鹿野忠雄根據“青銅刀柄鐵刃刀”上的羽毛紋飾認為這與中南半島的銅鼓上的紋飾類似,而這類的紋飾為東山文化的主要特徵,所以推斷這些“青銅刀柄鐵刃刀”可能是當初排灣族的祖先從中南半島舊的居住地,遷移來台灣時所攜帶而來的。
內文社的“青銅刀柄鐵刃刀”,被象徵化為具有強大的力量,使得“青銅刀柄鐵刃刀”在排灣社會成為具有不同於其他刀類的特質,雖然在傳說中,“青銅刀柄鐵刃刀”具有殺敵致勝的功能,但是“青銅刀柄鐵刃刀”的主要功能並不是在於殺敵致勝,而是在於其所象徵的力量與勇敢等抽象特徵,而這一部份是在考古遺址中較難加以判斷其中的差別,但是因為“青銅刀柄鐵刃刀”的特殊性,他是被保留在貴族家中或者是聚落中的祭祀屋,這一個具體的空間差異,可以幫助考古學家討論在考古遺址中,“青銅刀柄鐵刃刀”的可能具有的抽象意義與在社會脈絡下的使用方法,因為從上文中可以看到在各個不同部落中,“青銅刀柄鐵刃刀”所處的空間位置可能不太一樣,如階級、親屬與宗教等,從祭祀屋的例子來看,“青銅刀柄鐵刃刀”是屬於在特殊空間內被獨立置放,而且是三把“青銅刀柄鐵刃刀”被置放在其中,而在其他的例子中,因為“青銅刀柄鐵刃刀”是“傳家之寶”,所以應該是隨著遷移而移動的。“青銅刀柄鐵刃刀”與整個部落之間的關係,使得排灣族的“青銅刀柄鐵刃刀”並不是作為單一物質存在,而是與整個排灣族的階級社會關係緊密相連,也就是:
(1)排灣族社會原本的社會結構是屬於階級社會,所以使得“青銅刀柄鐵刃刀”得以因為稀有性使得他成為貴族的擁有物,而這個擁有物本身的傳說,使得貴族能藉由持有“青銅刀柄鐵刃刀”,將人群原本之間的差異性合理化。所以如果能了解十三行遺址所出土的“青銅刀柄鐵刃刀”,在空間中上的遺留是否有其特殊的不同之處,則對於了解十三行遺址中的人群生活方式或許也會有所幫助。
(2)作為“刀”,排灣族本身也有他們自己的鐵製刀,這些刀有實際的用途,如出草獵人頭,而與作為貴族象徵物的“青銅刀柄鐵刃刀”有截然不同的差別,所以“青銅刀柄鐵刃刀”是否能被視為是“刀”,這也同時可以給考古學家思考分類的適當性,如以十三行遺址出土的“青銅刀柄鐵刃刀”為例。而“青銅刀柄鐵刃刀”本身之間的區別,如紋飾樣貌之間的分類,在十三行文化中,是否真的如同考古學家所作的分類相同,或者是說要如何建立有意義的分類體系,這是另一個大的問題,因為同一件器物在不同的情境下,可能有不同的分類,如排灣族的“青銅刀柄鐵刃刀”,是屬於貴族所擁有,但是它們的地位並不等同於陶壺與琉璃珠,正如同陶壺是與貴族的起源傳說息息相關,琉璃珠則是象徵女性的貞節,而青銅刀則是象徵男性的力量。而在“青銅刀柄鐵刃刀”本身,也會因為本身的樣貌,在傳說中扮演不同的地位,如同在內文社的傳說中,認為有損傷的“青銅刀柄鐵刃刀”是在大戰中受傷的,所以也要考慮在不同的情境下,青銅刀本身的差異性。另外,鹿野忠雄與Goloubew都曾利用紋飾上的特徵,解釋“青銅刀柄鐵刃刀”是在何種文化脈絡下所產生,如鹿野忠雄認為“青銅刀柄鐵刃刀”上的羽毛紋與排灣族的木雕上的羽毛紋飾,可能都是排灣族器物祖先從原本居住的地方攜帶來台灣(鹿野忠雄:1952),他注意到了紋飾上的相似性與器物來源之間的關係,也就是他賦予了“青銅刀柄鐵刃刀”與其他物質之間的相關係性;而Goloubew則是著重在上“青銅刀柄鐵刃刀”上人體紋飾是如何表現,與其他青銅刀相較之下是否有特殊的表現形式(Goloubew 1929:p27-p29),這一個討論面向的問題是沒有注意到如同鹿野忠雄所發現到的器物之間的相關性,所以器物本身的特質,仍然是必須置於與其他物質的比較才能建立起意義的網絡。
(3)排灣族社會階級的區分,如果從他們的神話故事中可以看到,是因為當初的貴族是由太陽與陶壺所生,因為出生背景的不同,所以構成了平民與貴族的差異,陶壺也是排灣的三寶之一,陶壺在這個故事中,形成了人與人之間的差別,而個人是否擁有“青銅刀柄鐵刃刀”也構成了人群之間的差異,而從內文社的例子中,部落是否擁有“青銅刀柄鐵刃刀”也是構成部落強盛與否的關鍵,如果能以“青銅刀柄鐵刃刀”作為找出不同的十三行文化聚落彼此之間的衡量標準,或許可以了解當“青銅刀柄鐵刃刀”進入十三行文化之後,在當時的文化脈絡下,是如何看待“青銅刀柄鐵刃刀”,例如如果主要是埋在墓葬之中,可能就是跟個人財產有關。
。另外,前述鹿野忠雄從紋飾的相似性,推測“青銅刀柄鐵刃刀”可能是從越南北部的東山文化攜來台灣,雖然台灣的“青銅刀柄鐵刃刀”是否是從東山文化而來仍然是個疑問,但是從Charles Higham對於東山文化在青銅器盛行對於社會的影響的討論,也是值得參考的。如Higham他指出在青銅器的製造,對於農業的集約化有了相當大的幫助,增加了糧食的生產,而大量的青銅器也作為陪葬品與禮器,整個社會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面貌(Higham 1988:p192-p209)。所以,當“青銅刀柄鐵刃刀”進入台灣社會後,對於十三行文化的影響,可能可以從時代上的生計模式或者是墓葬中的陪葬品樣貌,推測“青銅刀柄鐵刃刀”對於社會文化的影響。


四、研究方法與未來展望

我希望了解在不同脈絡下的“青銅刀柄鐵刃刀”的社會文化意義為何,不可否認的,在運用現生族群的民族至資料時,也必須了解在考古遺址之中,因為很多都是已經廢棄的遺址,而造成廢棄的原因也不盡相同,所以“青銅刀柄鐵刃刀”可能已經喪失了其所處的原本文化脈絡,如果要進一步研究十三行的“青銅刀柄鐵刃刀”在當時社會的可能意義,以及探索當時社會文化環境,則首先要找出十三行遺址在十三行文化中的地位為何,以及這些“青銅刀柄鐵刃刀”與伴隨出土的遺物的網絡關係,如以在墓葬中出土的“青銅刀柄鐵刃刀”為例,不應該判斷何者為墓葬的陪葬品,而是找出其中與人、物的網絡關係,而不單單是出土的位置,所以在未來資料的收集中要考慮:(1)墓葬的性質,與其他無“青銅刀柄鐵刃刀”出土的墓葬比較,相似與相異,男性或女性;(2)“青銅刀柄鐵刃刀”出土的位置;(3)是否有與“青銅刀柄鐵刃刀”有在隱喻上類似的器物,如同“青銅刀柄鐵刃刀”在排灣族可能是象徵著男性、權威、力量;(4)平埔族的資料運用在十三行文化的人群身上是否適當。

同樣地,現在在排灣族社會的“青銅刀柄鐵刃刀”其上的花紋,如雙手手臂平舉在胸前,這樣的紋飾常常出現在排灣族的木雕當中,但是這並不代表了木雕與“青銅刀柄鐵刃刀”之間,所可能具有的同時性,或者是彼此之間的紋飾可能具有相同的意義,因為“青銅刀柄鐵刃刀”可能也經過了相同長的時間的傳承,其在不同時間與不同部落中,可能都有不同的意義,所以透過對於民族誌資料的詳細收集與細緻分析,所以在排灣族關於“青銅刀柄鐵刃刀”的的資料收集中,必須包含了傳說故事,使用方法,象徵意涵,與整個聚落之間的關係,而不單是在單一時間與空間點上的“青銅刀柄鐵刃刀”的運用。
在目前的階段,希望是透過排灣族民族誌與考古學上的“青銅刀柄鐵刃刀”的文獻資料,分析比較其在十三行遺址中的社會文化意義為何,在未來如果有足夠的時間,則希望能擴大研究的區域,如以十三行遺址為中心,向在附近的中國大陸沿岸、日本等有文獻資料的國家,找尋在與十三行遺址年代相近的文獻記錄中,是否有相關當時人們與十三行遺址人群的交流記錄,希望能透過特定區域內的文獻資料,找出當十三行遺址的交流情況,透過對於貿易或交換行為的進行原因與情況的了解,以俾了解當時社會的交換或貿易情況,是否有類似Malinoswki在Trobriand Islands上發現的貝鐲交換的現象(Malinoswki 1961),讓考古遺址中的器物,能幫助我們, 推測當時的社會結構與文化面貌,能更了解當時台灣島上的史前文化社會的發展情形。



參考文獻
巴瓦瓦隆.撒古流
1993 排灣族的裝飾藝術 屏東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屏東縣政府•屏東縣立瑪家國民中學

鹿野忠雄
1952 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

鹿野忠雄撰 ; 宋文薰譯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纂組主編
1955 臺灣考古學民族學概觀
臧振華
2001 十三行的史前居民
臧振華、劉益昌
2001 十三行遺址:搶救與初步研究

Goloubew, Victor
1929 "L'Age du bronze au Tonkin et dans le nord-Annam" BEFEO 29 (1929):1-46

Higham, Charles
1988 'The archaeology of Mainland Southeasr Asia.'

Malinowski, Bronislaw
1961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 an account of native enterprise and adventure in the Archipelagoes of Melanisian New Guinea '